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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爾蘭自治運動

　　1880年的選舉中，我跟你們講述了幾個基本原則，你們也都接受了。當時，我告訴我自己，我將成立一個獨立的愛爾蘭黨，如果有一個英格蘭政府拒絕我們應有的政治權利，我們就要反對這個政府。過了這麼長的時間以後，我更相信，在國會制度運作底下，這是能夠達成目標的唯一政策。要達成這個理想，愛爾蘭人必須要堅定的組織起來，要讓英格蘭的兩個政黨都無力對抗。
──1885年巴奈爾競選演說

　　饑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，更多人選擇移民，讓愛爾蘭損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，使得人口結構產生重大變化，也舒緩了愛爾蘭土地短缺的問題。1849年的〈負債莊園法〉(The Encumbered Estates Act 1849)迫使負債的「不在位地主」售出在愛爾蘭的土地，原本的佃農多蒙其利。當農民開始擁有自己的土地時，不自行耕種的地主也不可能要求太多田租，佃農的問題有緩和的趨勢。工資上漲之後，佃農得以改善生活，行有餘力，還能挺身而出，為自己的利益奮鬥。

　　此時，愛爾蘭的政治局勢也有重大改變，民族思潮興起，愛爾蘭境內開始出現廢止「合併法」的呼聲，許多政治組織並以之作為重要的政治訴求。此外，還有年輕人投入文化建設，整理國故，重建愛爾蘭文化，作為政治改革的後盾。十九世紀後半葉，愛爾蘭就圍繞著這幾個主題發展。

青年愛爾蘭運動

　　法國大革命從未直接衝擊愛爾蘭，卻喚醒了愛爾蘭羅馬公教信徒的政治意識，他們體會到必須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，才能改善自身的處境；也迫使倫敦政府必須逐漸放寬加諸於公教徒的限制，以謀取政治的安定。

　　1800年，大英國會與愛爾蘭議會分別通過「合併法」，愛爾蘭與「不列顛王國」合併為「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」(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)，愛爾蘭立法機構亦被廢除。當時愛爾蘭議會仍控制在英格蘭國教派手中，大英政府利用賄賂或一些「鼓勵措施」，才讓合併法案通過。合併之後，大英派遣愛爾蘭大臣(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)及愛爾蘭國務大臣(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)兩人主持政務。由於大英政治制度逐漸改變，國王無法控制政治發展，愛爾蘭大臣代表國王在愛爾蘭行使政權，亦只有象徵意義；愛爾蘭的行政權實則控制在倫敦的國會手中，國務大臣聽命於國會，負責實際政事，其行政中心稱為「都柏林堡」。

　　大英曾經承諾願意在合併之後，廢止「刑事法」中所有歧視公教信徒的規定，也願意「解放」其政治束縛，因此公教徒有條件地接受了「合併」。大英國會提出〈解放法案〉(Emancipation Bill)時，卻遭國王喬治三世延宕。喬治認為解放公教徒有違他在加冕時對英格蘭國教派的誓言。為此，丹尼爾‧歐康奈與許多同志組織了「羅馬公教協會」，從1829年起極力訴求「公教徒解放運動」，也提出「撤廢合併法、重建愛爾蘭自治政府」的政治訴求。雖然並未成功，卻引起大英國會的重視，開始在地方自治與濟貧方面有諸多改善措施。

　　1830年前後，歐洲大陸瀰漫著一股革命的風潮，比利時、法國、德意志地區都發生了反王室的行動，愛爾蘭的青年也受到影響，仿效義大利的「青年義大利」(Young Italy)行動，也成立了「青年愛爾蘭」組織，希望以武力推翻英格蘭的統治。「青年愛爾蘭」原是一種政治運動，但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之下，又具有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性質，激起了愛爾蘭境內的民族情緒，愛爾蘭青年開始討論民族解放的議題，反對「合併法」，支持「撤廢運動」(Repeal Movement)，並在歐洲各地革命風潮盛行之際，也組織群眾，發動短暫的革命。

青年愛爾蘭與撤廢運動

　　歐康奈於1832年提出「撤廢合併法」的主張，當時許多愛爾蘭國會議員也都支持這樣的訴求，將這個議題帶到大英國會之中。但大英政府認為此舉將動搖大英的基礎，強烈反對，歐康奈也未堅持，撤廢的行動中輟；歐康奈則希望與輝格黨合作，換取愛爾蘭其他方面的利益。1840年，首相莫爾本領導的輝格黨政府面臨許多挑戰，恐無法繼續執政之際，歐康奈又改變路線，重提「撤廢」。1840年4月15日，歐康奈在都柏林的穀物交易所再度召開了新一波的撤廢運動大會，但許多人懷疑這只是歐康奈的政治手段，並未加以支持。直到戴維斯(Thomas Davis, 1814-1845)與迪倫(John Blake Dillon, 1814-1866)加入之後，撤廢運動才獲得新的活力，三人直接訴諸愛爾蘭青年，並主導日後撤廢運動的方向。

　　1841年，戴維斯與迪倫接手都柏林《早晨紀事報》(Morning Register)的編輯部門，又於次年與另一位文人達飛(Charles Gavan Duffy, 1816-1903)合作，創辦一份具有民族意識的報紙，鼓吹政治理想，將之名為《民族報》(The Nation)。這份報紙吸引了許多青年作家、記者參與，他們常投稿《民族報》，留下許多有關民族的詩歌；律師杜賀尼(Michael Doheny, 1805-1863)等中產階級亦投入頗多。

　　《民族報》問世後，立刻引起廣大市民階級的注意，銷路甚佳。此後三年，這份報紙一直是愛爾蘭重要的意見喉舌。歐康奈認為年輕人未必會瞭解歷史，尊重過去，希望提出新的訴求以獲取支持。於是他們乃以新的觀念去主張「撤廢」問題。在浪漫思潮的影響下，當時愛爾蘭的青年對民族議題十分有興趣，從《民族報》的銷售情況可見一斑。正因為《民族報》的影響力漸增，引起大英政府的注意，開始必須考慮要如何面對其影響。

　　達飛、戴維斯及迪倫三人除了鼓吹民族運動外，也都是撤廢運動中的重要人物，他們認為和平並非唯一手段，必要時應使用武力，才能達到目標。正因為主張訴諸武力，他們三人與其他較年輕的同志漸漸被稱為「青年愛爾蘭系」(Young Irelanders)，以別於歐康奈等始終主張和平的「老愛爾蘭系」(Old Irelanders)。青年愛爾蘭系的想法逐漸發酵，促成了1848年的革命行動。

　　1848年，當歐洲大陸又興起革命風潮時，許多青年愛爾蘭運動者也要效法歐洲青年，秘密組織群眾，發動革命。這次的革命行動卻因愛爾蘭當時處於饑饉的陰影中，無法凝聚社會焦點而失敗，許多《民族報》的編輯與記者遭大英政府逮捕。有些人遭處徒刑，有人則被流放到澳洲等地。